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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邦:我慎终如始只写小说

发布日期:2020-11-16 11:3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小说《女工绘》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他第四部写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,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书写矿场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。近日,在地坛公园东门附近一家书坊,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。

  草地:您之前的作品大多写男矿工,很少涉及女矿工。为什么《女工绘》的素材一直放在心里、搁置了50年才付诸文字?

  刘庆邦:不写不等于把这段记忆忘了。心里存着,一直在酝酿。待成熟了,呼之欲出,于是就把她写出来。可以说水到渠成,刚刚好。

  一个人有难忘的经历,老是忘不下,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。这段经历正是我忘不下的。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。一个人一辈子认识的人并不是很多,让你熟识的人也是有限的。这群女工正是我熟识的人。

  这么大一个矿,这么多女工,分散在各个岗位,很难接近她们。恰好矿上成立个宣传队,我又是宣传队的组织者,有机会接近她们,跟她们熟识了。全矿有文艺才华的、能唱能跳的、身材和长相都不错的女工挑在一起,成为煤矿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,她们各有各的美、各有各的爱、各有各的追求,她们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,特别值得关注,特别值得写,不写就觉得对不起她们,也对不起自己。现在这本书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。

  书里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叫华春堂。她是一个线索性、贯穿性人物,通过这个线索把十几个女工连缀起来。一开始写端阳节,就是为她的出场做铺垫。她在家里处于主导地位,是个主心骨,有不同寻常的心智。《女工绘》也是以她的悲剧告终,戛然而止。

  一些访谈问为什么把它设置成悲剧性的结尾,首先,悲剧性结尾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置的,人物原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,而且发生事故那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,对我的心灵造成很大冲击,很难忘。另外我认为,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。伟大的作品里面都有悲剧的情致,悲剧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。朱光潜说过,悲剧比别的文学样式更能打动人。

  中国人长期养成的欣赏戏剧的习惯是喜剧,喜欢大团圆、花好月圆,不大接受悲剧。我觉得悲剧才更有震撼力、更真实、更美,是高层次的美。老是接受喜剧性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坚强,有些自欺欺人。

  《女工绘》的悲剧性结尾既符合华春堂的人生方向,也符合艺术的规律,是自然的,不是反自然的,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寓意。悲剧是由那个年代决定的。那个特殊年代是不可以忘记的,虽然在书里是作为背景。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容器,都是一个时代的标记。写那一代人,不可能脱离那个时间、那个时代。在那个时间、那个时代背景下展现这些人物的命运,有着特殊的认识意义,具有特殊价值。这是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
  刘庆邦:我是很肯定她、很欣赏她的。她的智慧离不开她的社会经验、人生经验。她很聪明,她的聪明是家常的、世俗的,她懂得人情世故。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,她称得上人情练达。这是她跟别的知青不一样的地方。有些知青不懂什么事,有着纯真、浪漫的情怀。华春堂年龄这么小,都懂得人情世故,有心智,有智慧,心很高。这跟她的人生经历有关。她父亲因为锅炉爆炸去世,这对她的成长构成一个转折。她生活本就不幸福,她的苦难使她早熟,早早承担起家庭主心骨这个使命。再加上她又勇于承担,造成了她这种性格。

  草地:对其他人物,如张丽之、王秋云、杨海平等,她们在生活底层挣扎,同时还要遭受同伴的歧视、打压,生存更加艰难。

  刘庆邦:那时候的人都被贴上标签。标签有两种,一种是政治标签,一种是生活标签。政治标签就是家庭成分,是地主、富农、贫农,还是工人、商人,先打听清楚。那时候特别讲这个。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,非常严重。张丽之家是地主成分,这是她的政治标签。出身不好,大家对她另眼相看,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。

 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作风的标签。这个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,特别是对女孩子。都是通过“斗私批修”给揭露出来的。如果生活作风有闪失,就被打入另册。本来矿上的女性很少,应该是很稀罕的。物以稀为贵,缺少女性的地方女孩子很受宠才对,但是她们被贴了标签。男矿工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她们,反而被贬低、被讽刺,说很多难听话,其实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原因。

  人们乐意传这个。井下没有女性,他们特别爱拿女性说事,把女孩子说得很不堪,进行标签化、妖魔化,忽视人家的美貌、才华。女孩子多艰难呀。

  刘庆邦:这些女孩子都很可爱。在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很美。年轻的时候没有丑的,都很可爱。各有其美。华春堂其实也挺可爱的。

  刘庆邦:张丽之很漂亮,很精明,跳舞跳得很好,但就是因为她家成分不好。成分是放在第一位的。在实际生活当中别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,张丽之也很乐意,但是我就觉得不行。一说张丽之是地主成分,心里就很排斥。

  我家是贫农成分,但我父亲当过的军官,是冯玉祥的部下,被打入另册。当时我吃过很多亏,当兵当不上,入党入不了,很压抑。我曾两次报名当兵,政审都通不过。第二年就绝望了,觉得一辈子完了,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。痛哭流涕的,甚至……当时绝望了。转机就是招工。当时我在公社思想宣传队,知道这个信息比较早。每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。十几年都没有招工了。消息是大队会计告诉我的。本来让我接替他当大队会计,他不想让接替,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,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。他说你赶快去找找村支书和大队长。于是我就买了一盒烟,支书吸了一支烟,大队长吸一支烟,等于说同意了。我就去到煤矿当工人。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,吃商品粮,领粮票,发工资。但还不甘心老当工人,就写东西。

  我写东西从农村就开始了。初中毕业后当回乡知青,觉得干活也没啥出路。当时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“广播稿”,播放批判稿。我一听都是别的公社的人写的,从来没听到我们刘庄店公社的人写,我说不妨写一篇试试。当时投稿邮寄不要钱,就借个信封、剪个角,寄到县广播站。名字前面注上“贫农社员”,不这样注的话人家不给广播。没想到,几天后就听到县广播站的广播了。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广播稿。然后接着写了好几篇。这下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,然后就参加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。所以我才有了招工的机会。

  1970年到了矿上,我也发挥了这个特长。矿上也有广播站,于是给广播站写稿。矿上办宣传队,他们打听到我在中学、大队、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,就让我来组织,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、认识这么多女孩子。

  草地:在您的作品里,经常使用了一些豫东方言,比如《女工绘》中“母鸡嬎蛋”“支奓起来”“光棍眼子”等词汇。地理场景也是广袤的中原地区。故乡在您的创作元素中占有怎样的位置?

  刘庆邦:我的故乡河南沈丘,从大的地理环境讲属于淮海大平原,它是我的地域文化源。一个人的文化环境,包括童年记忆、方言,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。

  有一年解放军艺术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,他们请一些作家写一些地域性的作品,池莉写《武汉故事》,阿成写《哈尔滨故事》,我写《河南故事》。我在序言《改变不了的梦境》里讲:一个人做梦不当家,不知道会做什么梦。你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梦境。我已经到北京40年,但是我现在做梦还是梦到老家,还是梦到我小时候。梦见姐姐、妹妹都还没有出嫁,梦见在老家推磨,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,梦见刮大风,我爬到房顶上去压住被刮起来的草。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,每次做梦,母亲身体都还是很好的。这就是童年的记忆,想改变是不可能的。它像血液一样在你的骨子里。如同改变不了血液一样改变不了童年的记忆,改变不了你对故乡文化的记忆。所以每一个作家,一开始写作都是从故乡出发,从故乡文化出发。比如说莫言写高密,贾平凹写商州,周大新写南阳,我写的都是豫东大平原的生活。

  刘庆邦:作家刚开始写作时,往往选择写自己的人生经验,写深切的生命体验。托尔斯泰说过文学有三个要素,第一要写最深切的生命体验。第二要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目光。这指一个作家的思想性。第三要找到自己的语言。他强调了体验、思想性、语言,我特别赞成他的观点。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写生命体验最难忘的、最深切的东西。

  我一开始也写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。《女工绘》的素材在我心里放了几十年,终于还是把她写了出来。

  我写的东西大多是基层劳动人民,或者说平民,比如工人、农民、矿工,比如城市平民、打工者,像保姆、手艺人等。我对他们有兴趣。他们是我的审美对象。看到吹糖人的,我也站那儿看看。捡废品的老人,我也会关注一下。到城里卖荷花的、卖蝈蝈的,我对他们都有兴趣。有时听见路边拉坠子胡的,是河南乡音,我会站在那儿听一轮,然后往茶缸里放点钱。这些人能触动我。因为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。我在农村长到19岁,后来去井下挖煤,这些都是最基层的生活。因此我对普通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。我从来不写官场、现代职场,也不写娱乐场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,他们不是我的审美对象。跟他们好像有一种隔膜性的东西。我一动手写就是普通的劳动人民。《女工绘》也是这样,他们都是普通的矿工。

  刘庆邦:在一个座谈会上,我谈到自己有两点优势,第一个是人生经验的优势。我出生在1951年,很多事情我都经历过。我又有当农民、矿工的经历。有丰富的人生经验,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有的作家遇到了一些瓶颈。所谓瓶颈就是资源用完了,没什么可写的了。我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这时候我还在写最宝贵的人生经验,创作资源丰富。

 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比较勤奋、勤劳。这是继承了我母亲的遗传基因。我年轻的时候是个“懒人”,上面有两个姐姐,家务活从来不干。底下还有个妹妹,放羊的事都是妹妹干。我的任务就是读书。恋爱、结婚之后,写作之后,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我身上发挥出来。我每天四点起床写东西,大年初一也不间断。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,更对自己的勤奋和意志力充满自信。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战胜自己。跟农民种地、矿工挖煤一样,不怕失败,不怕别人说自己写得多。一个人的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,但是它永远构不成耻辱。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。

  李洱说我还有个优势,就是记忆力特别强。他说莫言看了我一篇小说,特别赞叹说:记忆力那么好,好多事我都忘了,看了刘庆邦的小说以后又重新唤起了记忆。莫言谈了一个细节:一个女的买了一辆自行车,舍不得骑,就把自行车包起来、缠起来。他说他都忘了,看到我的小说又想起来了。看来我的小说能激发别人的记忆。

  说我记忆力好,我也没承认。每个作家记忆力都好。记忆力不好肯定当不了作家。这是作家的共同优势。记忆力是作家的第一性,因为写作是一个回忆状态,肯定要调动自己的记忆。有些记忆,不写的时候处在沉睡状态,一旦写了,就会被唤醒、被激发,从无效变成有效。

  勤奋特别重要。勤奋来自一个人的意志力。人有三种基本力量:体力、智力、意志力。这三种力量是相辅相成的,谁离开谁都不行。平常人只重视体力和智力,对意志力重视不够。其实,意志力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关键。意志力就是战胜自己。

  刘庆邦:我一直想摘帽,摘不掉。我在北京或者外地参加活动,别人一介绍就说:这是我们当代的短篇小说之王。我从来没有得意过。不舒服、不自在。有时候说不敢当,就是写得多而已。我不想拿这个“短篇小说之王”来说事。我对记者说,这是别人对你的激励、抬举,自己千万不可以当真,一当真就可笑了,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

  拳击有拳王,踢球有球王,但是写小说没有“王”。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。“王”和“亡”是同音。谁要当“王”,谁就离灭亡不远了。我说得已经非常严重了。所谓“短篇王”,就是一个纸糊的高帽子,雨一淋,纸就泡汤了;风一刮,帽子就随风飘走了。我想摘掉这个帽子,可是摘不掉,传得还越来越广,知道的人越来越多。

  有时候我说我的长篇和中篇写得也不错呀,光说我的短篇,把中篇和长篇都遮蔽了。要说影响,中篇在全世界影响最大。《神木》拍成电影《盲井》以后,翻译成很多文字,影响很大。我已经写了12部长篇,2017年出版的《黑白男女》得了中国好书奖、鄂尔多斯文学大奖、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;2019年出版的《家长》被《长篇小说选刊》和《当代》评为2019年全国五佳长篇小说之一,并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。但是仍然被称“短篇王”。

  最近我追溯一下“短篇王”的帽子命名从哪儿来的。最早是王安忆说的。她在《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》序言里说:“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,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。我甚至很难想到,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,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。”她这句话也有排他的意思,但她没有说我是“短篇王”。

  李敬泽说过:“在汪曾祺之后,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,如果让我选,我就选刘庆邦。他的短篇显然是越写越好。”

  最早说“短篇王”一词的是“京城四大名编”之一的崔道怡老师。2001年,短篇小说《鞋》获得鲁迅文学奖,在绍兴颁奖。短篇小说《小小的船》获得了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的精短小说征文奖,从绍兴回到北京第二天就领了这个奖。领奖时,崔道怡老师代表评委点评发言。当听到他说“被称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”时,我吃了一惊。后来,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写了一篇文章《致刘庆邦的一封信》,发在《文汇报》上。张锲说:“当听见资深编辑家崔道怡同志说你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,连我这个一直用亲切的目光关注着你的人也不由得吓了一跳。”这些都非常确凿地证明,第一个说我是短篇小说之王的人是崔道怡。从此就传下来了。

  把这个来历说出来有史料价值。我首先要感谢崔道怡老师对我短篇小说的肯定。如果没有他的肯定,也许我写着写着就不写了,也许我也去弄电视剧去了,也许去干别的挣钱的事情去了。我要对得起崔道怡老师的评价,不辜负他的希望。所以短篇小说我一直在写,迄今为止已经写了300多篇、300多万字,出来12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。

  我写了300多篇,没有一篇废稿。有退稿,没有废稿。比如先给了一家,没采用,又给另外一家,发了。没有砸在手里的。

  好多作家遭遇了退稿。我的第一篇是1972年写的,1978年发表。因为没有刊物可发,都停了,一直放了6年。我拿给女朋友看,女朋友说不错,就没舍得扔,放在一个破箱子里。之后就没再写小说,写新闻报道去了。1976年粉碎“”,1977年各地的刊物开始办起来了。我看到《郑州文艺》上发表的小说,突然想起来我的小说。翻出来看看,纸都脆了,字迹也有点模糊了。看了一段,有点感动,觉得跟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比也不差,好像还更好,于是重新抄一遍,润色一下,就近寄给《郑州文艺》。《郑州文艺》收到以后,先外调、政审。那时候正揭批“”,如果我是帮派人物还不能发。矿上宣传部给我写了一纸证明,证明我没啥问题,然后发在《郑州文艺》1978年第2期的头条。《面纱白生生》,写矿上女工勤俭节约的故事。现在想想,像写好人好事,但写得挺动感情。很简单的一篇小说,好在是写我熟悉的生活。

  等于说一开始我的路子就走对了,没有走弯路。从此就写开了,然后就调到北京来了,很幸运。煤炭部当时有个刊物《他们特别能战斗》,是毛主席的话。后来改成《煤矿工人》杂志,再后来就变成《中国煤炭报》。我在报社干了十九年,副刊部主任就当了十年。

  刘庆邦:那时候写得不多,上班,哪有时间呀。白天一天开会,有时候看大样。我编稿子都是红毛笔编。上班一天,晚上没精力写。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,先写两三个小时再去上班。一个短篇能写一个月,一天写一点。

  2001年,正好五十岁,我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,才开始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。正想写东西的时候,北京作协要进专业作家。刘恒我们俩一块去的。刘恒、刘震云,我们被称为“北京三刘”。刘恒主要是影视,震云一边写小说,一边跟冯小刚合作写剧本。只有我自己没有涉足影视,而一直抱着小说不放,不改初衷,真正的慎终如始。虽然挣不到啥钱。

  刘庆邦:一旦去了影视就很难再回来。思维不一样。刘恒跟我说:你好好写你的小说就行了。他说他现在已经回不来了,一写就是影视思维,画面、对话,表面化。小说创作是心灵化的,表现的是内心世界。

  草地:《女工绘》中写男主人公魏正方从学校图书馆“偷书”的情节是真实的吗?

  刘庆邦:那不能算作偷,太难听(笑)。以前还有人烧书呢,学生一人抱一大摞书到街上去烧。什么毒草!凡是外国的文学作品都是毒草,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也说成毒草。我那些同学,打着红旗,走到街上,书往那儿一堆,撕撕就烧了。图书馆也没人管了。然后我自己就拿一些书。

  刘庆邦:也可以这么说吧。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《青春之歌》,印象非常深。有人问读书到底有没有用,我说有用,有“无用之用”。读书对人的气质、素养产生影响。读书也有实际用处,《青春之歌》对我的激励就很大。林道静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,一袭白裙,带着乐器,自己坐火车去北戴河。写得真美。“文革”大串联的时候才十五六岁,好多人都不敢出去,父母也不让出去,我就想起林道静,人家一个女孩子都自己出行,于是就非常勇敢,不但到北京,还到了南方。

  到煤矿工作后,没带别的什么东西,除了铺盖卷儿,就是卷在铺盖卷儿里的一些书。如果铺盖卷是一棵白菜的话,那些被视为宝贝的书就是“白菜心儿”。在赶赴煤矿的路上,“白菜梆子”有可能被雨淋湿,“白菜心儿”不会被淋湿。宁可不盖被子,也不能没书看。这个细节在《女工绘》里也有描述。

  草地:《女工绘》中有读《红楼梦》的情节,魏正方把《红楼梦》带到矿上是真实的吗?您对这些女孩子的悲悯之心,与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怜惜之情是否有一定关系?是否受《红楼梦》的影响?

  刘庆邦:这个细节是真实的。我带到矿上的书有《红楼梦》。我最喜欢读的就是《红楼梦》。它不光是在中国、在全世界都是一部好作品。我读了好几遍。第一遍我不读那里面的诗,后来觉得诗越读越好,《红楼梦》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诗。好多诗我都会背。我用小楷把诗歌抄下来,一边抄一边记。

  《红楼梦》的诗意化程度非常高,是一个高峰。现在我们之所以达不到那个高峰,就是因为对诗的造诣没那么深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诗歌跟人物、情节、细节完全融合在一起,跟文本有机地结合起来,不是分离的。比如流水填词,一个人填一段。《红楼梦》中的每一个女孩子性格都不一样,黛玉比较悲观,“叹今生、谁舍谁收?嫁与东风春不管”,宝钗是“韶华休笑本无根,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跟黛玉完全不同。它的诗歌跟人物性格、命运融合在一起。《金瓶梅》里面也有诗,写一段就有个“有诗为证”,跟文本是分离的状态,以诗来证明它的内容。

  我把《红楼梦》带到矿上,他们很稀罕,也成了一条罪状。当时《红楼梦》也是大毒草。你还敢看,还敢借给别人!对我人生的影响都挺大。

  读书也需要天分。好多人说写作需要天分,其实读书也需要天分。有些人天生就是读书的料,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,就是看不进去。我向矿区一同事推荐《红楼梦》,他问我《红楼梦》好不,我说当然好啊。我把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册拿给他看,但他就看不进去,觉得太琐碎了。其实他没有耐心,静不下来心,欣赏不了那种细致之美。过段时间我问他看了吗,他说正看着呢,刚看个开头。过一段时间我再问他,他还说正看着呢,其实就是没兴趣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算了,别再把我的书弄丢了,我就找人把书从他的床头拿走了。后来问他,他还说正看着呢。我心想你看什么,我都拿走了(笑)。后来跟他要,他说找不着了。我说你得赔我。他说好,到时候给你买一套。说明他就读不进书。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。从这个例子我悟出,读书也是一种能力,读书也需要天赋。有人觉得读书是个享受,走神儿,放飞生命。有的人就读不进去。我这辈子就是命该享受好书。(特约撰稿 眉豆)